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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自由與思想碰撞

香港的碼頭工人罷工已經超過二十多天,由一開始的職工盟等偕同碼頭工人的罷工和談判,演變至後來(4 月14 日)更有學生以「苦行」方式支持罷工工人,由中環長江中心一路苦行至葵涌貨櫃碼頭,並且毫無障礙地把行動短片上載YouTube視頻網站。

在當今這個資訊時代,尤其是有了網絡、智能手機等新興媒體以後,任何想要發聲的個人或團體,好像都有了更多渠道,但也因為資訊的紛雜而多了許多挑戰。對比南韓騎馬大叔PSY 新曲《紳士》五天內過億的點擊,以及學生「苦行」短片的數百次,不免教人思考大眾傳播的背後,究竟有什麽主導力量。

要講大眾傳播,不得不提政治和選舉。事實上,正是美國多年來日益形成、並且壯大的選舉文化,才令到傳播學蓬勃發展,尤其是崇尚調研和數據的經驗學派。

1972 年,美國的傳播學者在調查研究總統選舉期間傳播媒介的選舉報道對選民的影響後,提出「議程設置」的理論假設,即大眾媒介影響的,不是人們對某一事件或意見的具體看法,而是左右人們關注的議題,以及他們對議論關注程度的先後順序。換句話說,新聞媒介為公眾提供的是他們的議程。

時至今日,這個「議程設置」理論仍然可以描繪大眾傳播的圖景。換句話說,在這個資訊空前發達的時代,媒體的把關人其實依舊牢牢捍守着新聞話題的選擇空間,把「議程設置」由傳統的報刊蔓延至資訊時代的全媒體。也有理由推論,香港媒體所關注的話題的廣度和討論的深度,不單影響市民讀者的聊天話題,還潛移默化地塑造他們的眼界。

美國傳播學鼻祖宣偉伯(Wilbur Schramm)提出媒介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功能,認為媒介的工作是教導,把已經建立的文化傳統傳衍予社會的新參與分子。事實上,新聞媒體肩負着對年輕一代的教育責任,這一點在學生群體身上尤其重要和緊迫。

學生處於學習知識、養成價值觀和獨立判斷能力的重要階段,如何培養這些後生仔成為更具國際視野、更有開放性思維的人才,關乎香港的未來。

香港社會一向崇尚言論自由,卻忘了其前提應該是捍衞資訊自由。英國政論家、文學家約翰.彌爾頓在1644 年《論出版自由》中提出「觀點的自由市場」(Free Market of Ideas),即是讓不同的思想在自由的市場裏面相互競爭和辯駁,讓市場規律去調節思想的發展和消亡。

簡而言之,就是「兼容並蓄」, 「順其自然」。這裏我想將它引申至「資訊的自由市場」(Free Market of Information),冀媒體以包容之姿縱橫筆墨,大眾重視自己的資訊自由!

作者為青年專業聯盟召集人

吳傑莊

來源:Wisenews 信報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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