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關於「佔中違法」的言論有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引發社會各界討論，一時間支持或反駁聲不絕於耳。就事論事，筆者認為吳克儉局長的此番言行，以教育工作者的立場看，是有理可據的。
2014年5月7日，「佔領中環」公布全民政改商討日三的投票結果，共2565人投票，其中1142 票（即44.6%）投予學界方案。「商討日」是「佔領中環」信念書所設計的四個步驟之一，其他三個分別是簽署誓約、公民授權和公民抗命。
雖然佔中秘書處並未就投票人的背景作出說明，但其較為激進的學界方案所得票數遠超其他方案，已經暗示是次投票的主體可能是學生、是年輕人。
筆者近年多有深入參與本地青年活動，欣賞年輕人的自信、勇氣和膽識，也很清楚部分年輕人的激進與衝動；這些「缺點」本是年輕群體的特質，無可厚非，甚至令人更加關切。
「佔中」的本意是溫和的、犧牲自我的，是「為下一代付出代價」的行動，令人感動。然而，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也曾撰文指出，「佔中」所要組織的是大規模的公民抗命行動，而香港在這方面的經驗是有限的。
在有限的經驗下運行一個頗為創新的社會運動，這就對香港社會本身提出極其嚴苛的要求——如果事態的發展逐漸超出控制，偏離預期，如果公民抗命違背「佔中」的和平本願，到時再來苛責發起人或者緊急潑冷水，恐怕為時已晚。
誠然，任何人讀到諸如「不合法但不會影響社會秩序的不合作運動」之類的字句，都會有如感受到歷史使命召喚一般心潮澎湃；然而正是這些情感，可能消磨我們的理性，誤導我們的判斷。
筆者認為，我們的基本判斷應在於，「佔中」行為究竟為何一定要令民主與法治形成悖論？換個問法，當我們用不合法手段來爭取「民主」的時候，我們究竟在爭取什麼？
假使我們真的通過該種方式爭得「民主」，是否就能夠為不合法手段釋去原罪，換上正義的外衣？
在筆者看來，「民主」不是一個靜態的名詞，而是一個漸進的動詞；「民主」不是我們要爭取的結果，而是隱匿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規則。
相比讓下一代從我們的行動中學到言行不一、學到把自身凌駕於道德、法律之上，筆者更希望下一代學到的是明白對自身行為的責任，是拒絕迷戀工具理性，是把大理想貫穿於小日子，路漫漫其修遠兮，踏實地、一步步地改變香港的未來。
我們究竟希望下一代從我們的行動中學到什麼？
吳傑莊
來源：Wisenews 信報財經新聞